行政相对人在诉讼过程中，要求法院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日本、德国等国家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的是概括肯定式受案范围，对具有处分性的关联行政行为有充分的救济，承认违法性继承只是例外的考虑到多阶段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2.肯定关联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情形。

法的安定性追求相对的稳定与封闭，以实现行政过程中局部性、阶段性的法秩序稳定。因而法的安定性与实质正义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关联行政行为如果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那么从证据的角度上来讲，后续行政机关以此作为证据证明其作出的后续行政行为合法则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因此后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就存在问题。将关联行政行为作为后续行政行为的证据进行审查，这实际上是否认了关联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虽然关联行政行为由不同的主体作出，但是关联行政行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有时关联行政行为并无单独的法律效果，如果关联行政行为是一般违法，除非关联行为与后续行为以实现同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互相结合，[17]否则不支持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果行政相对人对关联行政行为另行起诉，则关联行政行为即为独立的被诉行政行为，而此种情况下该行政行为将得到较为全面的审查。因为职务犯罪的类型和具体案情不一样，对强制措施的需求也不一样，并且，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必然涉及相当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对这些人，视情况采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各种强制措施显然更为妥当。

其三，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捕等对物和对人的强制性措施，需在立案后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立案前只能实施不采用强制力的调查，即所谓任意侦查。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参照《规定》的相关规定，作出主罪为主的规定。由于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逮捕审查机关。

这样做，符合监察法草案关于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保持一致的原则性规定。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转隶后，监察委可按照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的管辖范围，对原由检察机关侦查的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实施职务犯罪调查。

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法制中，为方便打击犯罪，对强制侦查不实行司法审查和令状主义（对长期羁押即逮捕措施的检察审查，性质上属于准司法审查），而采取刑事立案制度，经过立案这一程序阶段，强制侦查之门即开启，一切对人、对物的强制措施方可实施，即采取程序性侦查发动及强制侦查的便宜主义。同时，无论从修改刑事诉讼法入手，还是以国家监察法设定相关刑事诉讼规范（此为目前立法路径），都应合理回答监察委运行中所必然产生的与司法协调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案件管辖的协调衔接、立案和调查（侦查）工作的协调衔接、强制措施的协调衔接、证据适用的协调衔接、程序保障措施的协调衔接以及案件移送的协调衔接，等等，否则势必发生机制障碍和实践难题，妨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成效。职务犯罪调查取证的权力与责任转隶后，由于监察机关相对于审判和公诉的特殊法律地位，让有争议案件的重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可能更为突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涉及职务违法问题，因此，不能以违法嫌疑对其实施监察立案（非国家人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不由监察委管辖，这一点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同）。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监察法立法的特点是纪法共治，即行政违法违纪和刑事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一并追究。相比较之下，在其他犯罪中，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等性质严重的违法犯罪，也必须是涉嫌犯罪才能立案并采取专门调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监察法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监察程序中对涉嫌存在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办理立案手续，即在监察程序中实行立案制度。同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还包括审查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这一内容具有立案监督的性质。

现代各国犯罪调查制度，一般实行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和令状主义，并无特别的立案程序，有犯罪发生即进入调查程序，但如果采取对人、对物的强制措施，如拘捕、搜查、扣押、监听等，除紧急情况外，需经司法审批并以司法令状形式实施，即采随机性侦查发动及强制侦查的令状原则。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和机构转隶监察委员会，使监察委员会兼有党纪检查、行政监察和犯罪调查三种功能，有利于实现监察的全覆盖。

鉴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为了防止对公民的错误逮捕并导致错案和刑事赔偿，且贯彻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并使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衔接，当然应确认检察机关对留置转捕案件进行审查的职责与权限。也就是说，监察法草案未明确其本管，仅仅明确其移管，即缺乏级别管辖的基础性规范。

保障案件质量，应采取的源头措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对侦查（调查）取证权的监督制约。在监察立案的基础上应建立刑事立案制度，以避免纪法界限模糊，并由此设立部分高强度强制侦查措施启动节点，同时便于与司法程序对接。二、案件管辖上的协调衔接 管辖是不同性质、地域、层级办案机关办理案件的分工及对各机关办案职权范围的界定。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拘留、逮捕措施的法律精神。三、立案程序的协调衔接和相关问题 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衔接，同时涉及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调查（侦查）程序的审查，其中有一个较为突出、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即监察委调查中的刑事立案问题。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这一规定总体看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有两点需完善。如此操作，律师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会见留置的被调查人，审批权掌握在监察委手中。

按照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精神，长时间丧失人身自由的高强度强制措施不应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范畴。根据以上实践和监察法草案中的规定，就逮捕措施上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调衔接，有两个问题需解决。

其四，监察法中强制调查措施的区别适用将存在困难。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是加强司法人权保障，强化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保障案件质量和保障司法人权的作用。

认为可能存在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司法责任制，即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以及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堪忧，[10]对此不能不重视。应按照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法官原理对职务犯罪强制措施制度作进一步改革。

这一机制如需兼顾监察、检察及审判功能的合理有效发挥，确属不易。至于对涉嫌职务违法行为采用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考虑调查职务违法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应用，亦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范实施调查措施，在监察法中无需另作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留置措施应当限于刑事立案后，仅对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及相关涉嫌犯罪人员适用，对仅有违法嫌疑尚无犯罪嫌疑的人员不适用，主要理由如下。从试点情况看，被监察委立案审查的国家工作人员仅有少量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如不引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察法也应当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作出规定，同时，还可考虑根据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的特点，对地域管辖规范作出适当补充或调整。在监察法草案中也注意了政纪与法纪的无缝衔接。

在刑事立案前，调查行政违法违纪行为，只要与国家行政强制方面的基本法律即我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相协调衔接，即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对证据不足的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即产生一个程序衔接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退回补充调查时，应当适用何种强制措施，乃至羁押地点是否需要转换，需要研究解决。其五，以留置替代双规是一个进步，但其因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党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办案单位自行决定、单独关押的执行方式仍与双规一致，因此，将其限制于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是防止适用面扩大以致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必要措施。因此，在立法精神和原则上，笔者赞成陈光中等教授提出的意见，在监察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原则，[8]以体现宪法原则、彰显法治进步。

监察法草案亦肯定了试点中的做法并将其制度化。法律程序 【全文】 编者按：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全新的制度设计。

因为如果被确定为职务犯罪嫌疑人，通常已经过初核阶段的询问，被调查人已初步交代违法犯罪事实，而这种交代如何形成，是确定调查过程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的关键。例如，一起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普通行贿或受贿犯罪，同时实施了杀人、抢劫或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等重大刑事犯罪的案件，主罪系普通刑事犯罪，涉及大量的侦查工作，而且可能包括多项普通刑事犯罪（如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往往同时涉嫌十多项乃至几十项犯罪），如以监察机关为主侦查（调查），不仅与监察机关的职能不符，而且在主导侦查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困难。

如果这样规定有困难，也应当明确规定允许司法机关及辩护律师查阅。监察委与纪委合署办公，因此同一组织实体同时承担党纪检查、行政监察、刑事调查三方面职能。